口又代表竹简，|仍为刀笔。

祭祀活动常常伴以钟鼓丝竹之声，故而又称为礼乐。混合法作为一种观点或方式，应当受到中国法学工作者的重视，因为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在吸收国外先进法律文化财产时切不要因妄自菲薄而忘记自己的长处。

法家历来主张赏誉同轨，诽诛俱行。的见解，出于维护政权和王朝一统的需要而推行强本抑产的国策，把人口重新凝固在土地上。{8}可以说，在当时的混合法当中，并存着成文法和判例法两种内在发展趋势。这同礼的差异性精神毫无二致。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成文法的缺欠，如《隋书·刑法志》所谓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

另一方面也向民众显示自己的威严。最高人民法院的举措开辟了用判例指导司法审判的新途径，受到整个法律界（司法界和法学界）的普遍欢迎。在生存价值和秩序价值问题上，个体与执政者集团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但在信念价值的意义上，执政者集团的信念和民众的意愿可能相合，也可能相左。

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人们称之的执政党的德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但真正支配这种力量的最后主体却往往不是组织和民众，而是政治精英集团。核心价值观建设本身涉及的是理论的认识问题，如果理论上都是不清楚的[8]，那在实践上也必定是混乱的。自由权利不是被证明的而是被承诺的、被设定的。

如果体制性缺陷始终在体制以内加以解决，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体制是行动的规范化形式，为了追求和实现价值，任何一种活动要么遵循技术规则、要么遵守价值规则，优良的体制可以使一些品性不良的人成为好人。

价值的逻辑是为谁和为什么进行管理的问题。体制外的利己行为通常表现为滥用和渎职，因而是明显的违规、违纪、违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5]价值观与价值观念是有所不同的。市场社会培养和提升了公民之质疑与反思的能力，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公共理性。

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存在着两种价值逻辑的问题，可用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表述。技术规则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市场经济的世界化，使得技术规范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流动，科学与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使得物的系列和工具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和交换。它的性质和内容是公共的，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概念所赋予的力量和原则，并且对于那种以此为基础的观点持开放态度。此时，国家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是核心价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工作方法，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最高宗旨。

主观上的充分性叫做确信（对我自己而言），客观上的充分性则叫做确定性（对任何人而言）。在这种意义上，秩序乃是最基础的价值系列。

正义原则基于效率原则却高于效率原则。工具的价值是如何和怎样进行管理的问题。

正义原则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它既规定过去，更决定现在和未来。然而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道路和程度却是不同的，我们所讨论的，乃是一种相对为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究竟如何可能。如何摆脱体制上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悖论似乎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其实这种困难并不在人民这一方。要从可能性中求得必然性，就必须充分运用四种力量：德性的力量、体制的力量、舆论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政府不是通过意见、也不是通过知识而是通过信念和权力进行社会治理的，信念是精神的力量，权力是物质的力量。[3]参见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623页、第624页。

改变或完善一种有缺陷的体制之所以艰难，根本问题在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信念价值是个体和执政者集团用于支撑自己的观念和行动所需要的理念体系。

当这种强烈表达其意志的愿望变成一种理性化的集体行动的时候，一种只让其劳动而不闻其心声的体制也就不可能了。只要有国家存在，权力总要掌握在政治精英集团手中，且总要产生支配性行为。

倘若执政者集团仅仅考虑自身的支配意志而不顾及民众的根本意愿，那么，执政者集团就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合理性危机必然导致合法化危机。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因为主观自由这一原则已获得了这种重要性和意义。

谁有资格和能力构造政治体制呢？通常不是那些体制边缘人群，而是体制核心人群，体制的转型或体制的修复也往往是体制核心人群。反之，当我们预设了人们在政治权力面前可能具有利己动机，那人们一定会穷尽知识和办法去寻找他律的方式，亦即体制设计、法律安排和舆论开放，并通过此种方式规约与谴责政治行动与行政行为中的利己与行为。进一步的问题是，政治意义上的德性是一种何种类型的德性。体制本身缺陷的另一个表现是违约成本问题。

衡量一种体制是否优劣的价值标准在于两点：抑制腐败和渎职的程度。而这恰是最靠不住的力量。

而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物质的力量和精神力量并非是本原性的，更不是在政党、组织和民众之外的力量，毋宁说，它们是三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

人们要么通过改变物的结构、要么通过改变物的组合方式创造新的物或物的组合，借以见出人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作为一种能力，公共理性就是创设好的体制、应对各种风险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品。

而社会宽容是社会事实意义上的宽容，尽管它是无意志、无灵魂的宽容，但它是民众宽容和政党宽容的基础。生存价值是维持个体及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工具系统。而无论是空间性的秩序还是时间性的秩序，都是状态与结果意义上的事实。生存价值乃基本价值，秩序价值乃根本价值，信念价值乃核心价值。

原因在于：第一，利益合谋问题。要么职责分担，把一个较大责任分解成若干弱小责任，大大地降低了担责的力度，同时也使惩罚变得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也并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我们不排除政治精英者、行政权力使用者拥有德性，并依靠其善良意志或实践理性使其政治行动和行政行为符合规范，提供最大化的、高质量的公共物品。

秩序包括状态和效果两个环节，状态是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组合、相互作用的方式。当人类选择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也就同时选择了让公意这种潜在力量成为现实力量的体制。